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当时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山西吕梁兴县蔡家崖，对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采编人员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记者作了一次谈话，史称《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亦即“4·2谈话”。

7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重温这个谈话，了解其时代背景，探讨其理论价值，认识其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对于我们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引导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做好党的新闻工作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948年3月26日，东渡黄河离开延安的毛泽东，来到了山西兴县蔡家崖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此次毛泽东来晋绥，是为了前往西柏坡与已先期到达那里开展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最终完成党中央迁往西柏坡的历史性使命。

毛泽东的到来，对晋绥边区党政部门是件大事。当时分局领导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毛泽东于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对晋绥分局的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与毛泽东同行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到兴县后，来到《晋绥日报》所在地高家村检查工作，报社同志向他提出要求，希望请毛主席同大家见面并作讲话。毛泽东应允后于4月2日在蔡家崖晋绥分局所在地，同报社及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同志见面，发表了这篇著名谈话。

《晋绥日报》的前身是1940年9月18日创刊的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1946年7月1日改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总共出版2171期报纸。在其存在的9年时间里，《晋绥日报》的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与边区人民群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反映边区群众呼声愿望，宣传中央方针政策及分局工作决策部署，指导地方党政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晋绥根据地的“战斗号角”“抗日旗帜”和“反映人民的一面镜子”，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肯定，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这张用马兰纸印刷的四开报纸，发行量不断增加，从开始时的每期2000余份增至后来的15000份，在晋绥地区有着很大影响。

更为可贵的是，1947年《晋绥日报》率先在解放区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主动作自我批评，检讨和纠正自己在土改宣传中的错误，在当时解放区新闻界产生积极影响，成为该报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1947年6月25日，《晋绥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名发布《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的专栏，后来又刊出《关于“客里空”之检查》的专栏，用以刊登记者的检讨。当时，报纸揭露了土改宣传中出现的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张冠李戴等“客里空”现象。这一举动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新华社自9月1日起先后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批评》和编辑部文章《锻炼我们的立场和作风》，介绍该报主动检讨工作中的“客里空”现象，开展自我批评的做法，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对全国各解放区的报纸都具有重大意义。

于是，整个解放区新闻界学习《晋绥日报》，展开了一场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反对“客里空”虚假报道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这次活动使参加者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教育和专业训练，在新闻理论和业务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因此可以说，《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客里空”是当时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所编写的剧本《前线》中主人公的名字。他作为一个军事记者却靠在后方通过电话采访，凭借个人主观想象来编写新闻，因而成为“虚假报道”的代名词。

1944年，延安的一些报刊刊登了介绍《前线》剧本的文章，《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习些什么》的社论。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全党同志以此为鉴，加强学习，开展批评，反对官僚主义。而剧本中“客里空”的浮夸、造假行为给新闻界留下了很深印象，使得新闻界的同志受到了一次坚持新闻真实性的思想教育。

特别是1947年《晋绥日报》率先从检讨自己在土改宣传中的虚假报道而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推动了当时整个解放区新闻界的反“客里空”运动，使得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实事求是党风教育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提升。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这份当时在解放区有影响的报纸一直很关心。当年他曾为其前身《抗战日报》题写过报名，并对其办报方针和工作原则给予过关心指导。1944年12月20日，他就曾对报纸工作作过具体指示。他提出：“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他告诫报社的同志，你们“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去地方性的指导意义”。这一指示不仅对《晋绥日报》，而且对整个解放区的党报坚持为人民办报的工作方向，和坚持体现“地方性”的工作方针，指明了正确路径，确立了基本原则。

总之，《晋绥日报》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党的新闻事业的许多优良传统，同时为后来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成为当时解放区报刊中的一面旗帜。

而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的谈话，更是《晋绥日报》报史，以及整个解放区党报史，乃至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价值和意义都极为重大。一方面这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发表谈话；另一方面这个谈话本身内容丰富，意义重大。此篇谈话在当年5月晋绥边区出版的《新闻战线》创刊号上刊出，成为当时指导解放区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由此也提高了《晋绥日报》在解放区新闻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从全党和全局的高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报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办报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报纸风格及新闻工作者作风，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有关党的新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成为毛泽东新闻论述中的力作名篇，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做好党报工作，首要的一条是要明确党报的性质定位，了解党报的中心任务，同时认识党报的功能和作用，唯此才能够把握好工作的方向与基点，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好它。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党报看作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列宁把党报视为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这个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都是对党报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的明确定位。

毛泽东一向重视党报工作，他总是把党的报刊看作党组织指导工作和教育引导群众的重要思想武器。例如1944年3月22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谈到报纸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他要求党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①同时他还把报纸比作拿笔的文化军队，同拿枪的武装军队同等重要，当时他曾称赞在延安和重庆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正因为此，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一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所担负的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服务人民群众的职能和任务。他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并且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②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他强调党和政府要做好工作就要善于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总觉得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做事情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指出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这一论述既是对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的性质定位，也是对其任务及功能作用的阐释。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其他一些相关讲话及文章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类似的论述。他总是强调党报要担负起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任务，要求党报要发挥好自己的宣传功能，通过宣传报道，让人民群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从而更好地去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他把能否做到这一点，看作“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1942年，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③在他看来，人民的路线就应该让人民群众知悉。因此，他一向反对把党的工作“神秘化”，反对党政机关不注意保持同群众的联系，不善于向群众作宣传的做法。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

要做好党报工作，必须确立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掌握科学的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在“4·2谈话”中，就明确阐释了党报工作应该掌握的一些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这些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涉及新闻工作中应该处理好的一系列关系，如宣传教育群众与学习引导群众的关系，以及问题与成绩、反右与反左的关系等，为党报工作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1.既要善于教育群众又要善于向群众学习

如何正确看待群众，是共产党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思想认识问题，也涉及政治立场问题，同时还涉及思维方法问题。毛泽东认为，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需要积极地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而“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这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由于自身主观上的缺欠，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了解或了解不多。他在谈话中举了山西崞县的例子。他说1933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农民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而假如让报社编辑部来讨论，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对此他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而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需要学习和实践。为此，他要求报社的同志要“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只有去做去看，去学习，才能了解情况，增长知识，取得发言权。

此外，他还要求报社的同志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他指出：“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要当先生，先当员工”，是毛泽东对“先生”与“员工”之间辩证关系的精辟阐释，也是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严格要求。联系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说明向被教育者学习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2.既要宣传好群众更要引导好群众

宣传群众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要收到好的宣传效果，还须善于引导好群众。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毛泽东反对用命令式的方式来宣传和组织群众，强调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他认为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并且指出，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他批评那种不顾群众思想实际，盲目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做法，要求党政机关和新闻宣传部门要注意掌握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他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希望报纸能够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总之，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既不冒进，又不保守，每个新闻工作者始终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做冷静的、明智的促进派，这样才能引导好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去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亦即党的工作目标而努力奋斗。

3.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成绩

掌握辩证法，防止片面性既是新闻宣传工作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基本方法。具体到新闻宣传工作中，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好问题与成绩的宣传，如何防止在宣传中出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就告诫说：“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他谈到，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在他看来“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取得了经验，增长了见识，这样就可以避免再犯错误，问题解决了，就会有进步，就会取得成绩。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他反问：“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为此，他明确提出：“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

毛泽东一向反对宣传中的片面性，1957年，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对防止宣传中的片面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他认为，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而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他指出，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因此要防止片面性，就要大力提倡和推广辩证法，他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④

4. 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左”和右都是偏离事物正确方向和正常轨道，违反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种表现。从历史上看，在以往的新闻宣传工作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或“左”或右的情况。对此毛泽东一直很警惕，并且反复告诫大家既要反右又要反“左”。在“4·2谈话”的头一天，即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的中心话题就是反右与反“左”问题。他总结了晋绥边区在土改工作中这方面的教训，做出了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的重要指示。在这次谈话中，他又结合《晋绥日报》的土改宣传中出现的忽右忽“左”的情况，专门谈了如何反右和反“左”的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晋绥日报》近年来经历的“左”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深刻总结，提出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要经常开展反右和反“左”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他指出：“《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肯定了《晋绥日报》对于自己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作自我批评的做法是体现了一种“认真的精神”。同时也批评报纸后来出现的“左”的偏向，指出“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他还引用古人所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来说明新闻工作要做到有“张”有“弛”，“张”“弛”适度，不要搞“狂轰滥炸”。他鼓励报社的同志作一次“全面的总结”，充分认识右和“左”的偏向所带来的危害，这样“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毛泽东的这番谈话是针对当时《晋绥日报》在纠正了土改宣传中右的偏向之后又出现了“左”的偏向的情况所说的。当时解放区自1947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了一些违背中央精神的“左”的偏向，也有的地方则出现了右的偏向。一些报纸在土改宣传中不是正确地宣传中央制定的“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正确路线，而是出现了一些右的或“左”的偏向。

其中右的偏向，表现在报纸上出现了一些美化地主、富农等内容的虚假报道，例如把地主女儿说成中农，把非模范说成模范人物等。“左”的偏向，则表现在“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⑤甚至无原则地宣传“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等。

针对土改宣传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现象，毛泽东在1948年2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中，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期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中的“左”的错误，也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

文件下发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4·2谈话”中首先充分肯定了该报在纠正错误偏向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指出报纸“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并表示“我很愿意看它”。同时，他也指出从1948年1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具体表现在报道“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他希望报社的同志认真总结反右和反“左”的经验教训，使头脑清醒起来，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坚持正确的宣传方针。

“文风”问题，不仅仅是写作风格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作风”和“党风”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一向重视文风建设，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专门撰写了《反对党八股》一文，列数了党八股，亦即“洋八股”的“八大罪状”，最后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这是他对文风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

在“4·2谈话”中，毛泽东就党报的文风问题也提出了严格要求。他鼓励报社的同志“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他强调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他还以“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这一形象比喻来说明这种战斗风格的实际效果及现实意义。

毛泽东鼓励报纸宣传要坚持“尖锐、泼辣、鲜明”的风格，强调这是一种“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显然这不仅仅是指的文风问题，而且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和党风问题。这就将新闻工作者的文风建设提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将其视为新闻队伍党风和作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办报传统，它是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核心观点，是他一向倡导的群众路线在党报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在“4·2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一观点作了明确而又清晰的阐释。他指出：“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大家办报”“群众办报”“全党办报”这几个核心概念的提出，全面、完整、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家一起来关心和办好报纸的思想。

如何才能在党报工作中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实现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目标，这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1940年2月7日，他在给《中国工人》写的发刊词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来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好。”⑦在他看来，每个看报的人都来关心报纸，对报纸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是党报体现群众办报思想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办法。

在“4·2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在报社内部也可以搞群众办报。他说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他认为“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毛泽东把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一种体现，将其范围扩大到了党内党外和社内社外，使其在实践上得到推广，在理论上得到升华。这是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70年前，毛泽东从陕北来到晋绥，怀着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和对党报工作者的殷切期待发表了著名的“4·2谈话”。今天，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之时，我们来重温这个讲话，探讨其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过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梳理毛泽东一生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有关指示、文章、讲话，包括他撰写的党报党刊发刊词，代中央起草的相关文件等，可以说“4·2谈话”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分量和意义。

如前所述，这篇谈话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阐释了党报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党报风格及党报工作者的工作作风，以及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等一系列有关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其内容丰富，论述深刻，说理充分，针对性强，是毛泽东关于新闻宣传工作讲话中的经典之作。

“4·2谈话”当年5月即被收入晋绥边区出版的《新闻战线》创刊号中，后来又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力作名篇。

如果说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那么这篇讲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已经成熟的代表性论著。它同1943年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西柏坡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一起，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进入成熟期起到了标志性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之所以说“4·2谈话”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是因为这一谈话涉及党的新闻工作一系列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其内容是对党的新闻工作传统与经验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结晶。  

例如谈话中所说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党报工作要有张有弛，不能“把弓弦拉得太紧”；党报工作要注意反右和防左；报纸应具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党报工作“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等等，都是一些十分精辟的论述，都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外，谈话中所阐述的党报作为党的新闻宣传机关的性质，所承担的任务，所拥有的宣传、教育和沟通功能等，以及党报宣传策略、报纸风格，新闻工作者工作作风，特别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等，都是传承至今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从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一系列新闻工作论述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传承关系。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也已走过了百年时间。另外，当前我国新闻战线正在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深刻理解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认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筑牢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阵地，为实现十九大所确定的伟大历史任务和宏伟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动力和舆论支持。

在此背景下，我们重温70年前毛泽东的讲话，可以为我们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供理论指南。“4·2谈话”所总结的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传统的由来与发展，把握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精髓与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学习践行习近平关于新闻工作的最新理论论述，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前新闻工作的政治方向、思想原则和业务规范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吕梁考察调研时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习近平所说的“吕梁精神”，其实也包括了当年在吕梁大地上奋斗的《晋绥日报》所开创的“新闻精神”。70年前作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记者，曾亲耳聆听过毛泽东“4·2”谈话的中国人民大学十大菠菜网正规平台甘惜分教授，在其1988年所撰写的《四十年前功与过——对〈晋绥日报〉土地改革宣传的反思》一文中总结说，“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而奋斗不息的传统，艰苦奋斗的传统，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传统，发动全体人民支持新闻事业共同办好报纸的传统”，这是《晋绥日报》“最根本的传统”。⑧

依据甘惜分教授的总结，笔者认为 “心系人民、求真求实、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工作传统和革命精神，就是《晋绥日报》所开创的一种“新闻精神”。这是《晋绥日报》为我们留下的，需要我们继续传承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要像当年《晋绥日报》先辈们那样，时刻牢记党和人民教诲，不忘人民群众嘱托，坚持求真求实理念，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发扬勇于担当精神，就一定能够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教育部“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任务专项任务”成果】

（作者为welcome菠菜导航网特聘君武荣誉教授、welcome菠菜导航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十大菠菜网正规平台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本刊学术顾问）